我国TDI企业如何应对“被反倾销”挑战

今年年初，印度商工部反倾销局（DGAD)宣布对进口自中、日、韩的TDI（甲苯二异氰酸酯）征收反倾销税，该项税款征收为期5年，税款征收将从2018年1月23日开始持续到2023年。

黄骅港检验检疫局辖区一家TDI出口企业，是沧州大化股份有限公司，该公司为国内知名TDI生产企业，年生产能力15万吨，2017年度共完成出口67批次，货值2023.9万美元，与2016年相比，批次货值分别下降42.2%和40.1%。近两年，该企业共有2批TDI出口到印度，货值97.6万美元。在企业出口量出现下跌的不利局面下，印度征收反倾销税将对该企业拓展印度市场产生一定负面影响。

从90年代中期开始，随着我国对外贸易高速发展，我国成为全球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。在2011年以前，我国TDI产量并不能满足国内市场需求，TDI进口量较大，出口较少，我国当时对国外TDI产品进行了反倾销调查。

随着我国TDI产业高速发展，2012年开始从之前的卖方市场转为供大于求的买方市场。TDI国内竞争逐年加剧，价格竞争尤为突出，与国外生产的TDI相比有一定价格优势，而且随着多年的努力，国内厂家生产成本降低、产品质量明显提升，于是TDI进口量近年来大幅度减少，而出口量呈逐年增多的态势，因为这一情况的转变，近年来我国TDI已经从“反倾销”走向了“被反倾销”。

2015年日本政府对中国出口的TDI开始征收5年反倾销税，税率为进口价格的69.4%。理由是这些产品以不当低价在日本销售，损害了日本企业利益。我国对日本TDI出口量骤减，近两年基本没有TDI出口日本。

印度商工部反倾销局做出肯定性终裁，对我国出口TDI征收反倾销税，但是具体的影响仍然有待观察，毕竟印度和日本的市场存在不小的差距。首先日本市场相对成熟，TDI消费基本稳定，国内产能可以满足自身需求。而印度市场每年TDI消费量8~9万吨，但印度仅有一家产能为6.7万吨的生产商，仍需要进口TDI来满足本国需求。其次，日本征收反倾销税的税率为进口价格的69.4%，税率非常高。目前印度针对中国TDI反倾销税为260美元/吨，大约是我国出口印度TDI均价10%左右，税率相比日本相对较低，因此，销量影响不会像日本出现大幅下跌。

近几年我国TDI进口货源逐渐减少，主要是因为其进入中国套利空间有限，只能转向别的国家和地区，预计未来进入中国的进口货源仍会减少；而出口形势越来越好，2017年，我国完成TDI出口11100吨，货值达3.11亿美元。目前我国TDI出口盈利情况较好，但后续随着国内一大批TDI项目陆续投产，而我国TDI下游表观消费量一直在70万吨/年上下波动，届时我国TDI过剩局面更加严峻，竞争只会进一步加剧，所以后续对资源出口的需求愈发明显，大力开拓海外市场是必然趋势，并且近几年我国TDI逐渐由“反倾销”到“被反倾销”的身份转变，未来我国TDI可能会面临更多的国外反倾销调查，我国TDI出口之路预期阻力重重，国内厂家应早做应对准备。

就国内TDI生产企业而言，应从四个方面应对新挑战：

一是积极响应国家政策要求，在生产安全、环保方面下大力气，增加安全环保资金投入，提高安全环保生产技术水平，建立完善安全环保责任机制和保障机制，确保不出现问题，保证生产可持续性。从另一个方面来讲，目前许多国外客户在签订合同前都会有验厂流程，他们也了解我国目前的政策要求，安全环保方面存在问题，就意味着随时可能会停产断货，国外客户也不会选取此类供应商。

二是要巧借“一带一路”东风，不断改善出口构成，优化出口结构，变目标市场过于集中为市场多元化，积极开拓新兴的海外市场。中国与“一带一路”沿线国家开展了广泛合作，出台了一系列通关便利化措施，建立了双边税收合作机制，降低了税收，以铁路、港口、航空等重大工程为依托，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复合型基础设施网络。中国与“一带一路”建设参与国开展了多种形式的金融合作，资金融通不断扩大。我国TDI生产企业要利用好优惠政策，积极拓展“一带一路”沿线客户。

三是要加强国外质量标准的研究，增强品牌意识，提升企业品控能力，不断完善质量管理体系，增强后期服务，建立企业自己的品牌，不仅以价格竞争为主要竞争手段，更应以质取胜。这样既可维护好国内客户，又提高出口产品质量，从而改变原有产品形象。

四是要积极主动的应对国外反倾销，在已发生的对华反倾销案中，多数企业都选择放弃应诉，主要原因是因为不了解国际贸易法规，缺乏国际商务人才，不知该如何应诉。企业要加强队伍建设，从战略高度出发，选拔在经济、法律和外语等方面具有较高知识水平和业务素质的人才，为反倾销应诉取得胜利提供有力的人才资源支持。

国内一些企业在遭遇反倾销诉讼时，由于同行业其他企业不积极配合往往力不从心，相当一部分企业存在“搭便车”的心理，一旦国外对我国反倾销诉讼成功，我国该类产品在市场将受重创。在此过程中，企业也可以向检验检疫机构寻求帮助，共同搭建反倾销应诉平台，组织行业内企业形成合力，共同应对国外反倾销诉讼。